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摩奴一馬奈斯一彌諾斯一座西

那位在遠古時代,為印度人制定政治和宗教律法的人名叫摩奴。

埃及人的立法者名叫馬奈斯。
前往埃及學習律法,並想把這些律法帶給希臘人的克里特人名叫彌諾斯。
希伯來人各部族的領袖,十條戒命的宣布者名叫摩西。
摩奴、馬奈斯、彌諾斯和摩西在改變全世界。這四個人物均出現在強大民族的發祥地,他們制定了適用於未來的律法,並建立了祭司和神權政治的社會。不僅因為他們的名字發音相似,而且也因為他們所創建的機構相似,所以很明顯,他們都按照同一個最早的模式進行活動。
“摩奴”一詞在梵語中的意思是:一位傑出的男子,一位立法者。這四個名字均顯示它們的詞幹源於同一個梵語詞匯。每一種文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都湧現出一批深受群眾敬佩的、為了進步或者為了統治權而建樹不凡的偉大人物。面對著被不學無術者視為最高準則的、赤裸裸的暴力,那些精神領袖憑藉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良知中的神建立他們權力的基礎。這些人置身於神秘的靈光之中,成了神化對象。他們被稱作“先知”或“神的使者”。他們是遠古時代朦朧的啟示者,而且只有他們才能解釋那個時代。他們善於利用一切自然現象,顯示蒼天的威力和他們可以隨意激起或平息的神的憤怒。象摩西那樣,摩奴也會施法術——例如:令一條蛇僵直不動,將它變成一根牧杖,再讓它顯原形。今天,印度的苦行僧還在表演這種法術。 。
為了推翻吠陀的社會制度,摩奴便同婆羅門(最有勢力的種姓)和僧侶結成同盟,因而他是造成他的民族衰敗的根源。他們再也不能忍受僧侶制度的腐敗統治。
同樣,摩西也在以色列人(即:神的孩子)中間扮演著他的前輩們的專制角色。

第二章摩西和他的孩子們

希伯來人的來歷
1.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希伯來人的始祖亞伯拉罕確有其人,而且大約誕生在公元前1700年。耶和華神命令他:“你現在就離開家鄉、親族和你父親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創世記》12.1)。那麼,亞伯拉罕的父輩的 祖籍在哪裡呢?
早期的閃米特語是從古印地語,即梵語的基本語音演變而來的。比如,梵語詞彙“Adamis”或“Adima”的意思是“第一個人”,而“Hava”或“Heya”的意思是“使生活完美”。H·P·布拉瓦茨基在她的《秘密教義》一書中指出,希伯來人起源於印度賤民,即種姓之外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前曾屬婆羅門,後來逃亡到了辛德、迦勒底和阿里亞(伊朗)等地,因為大約在公元前8000年,他們原屬非婆羅門。這些非婆羅門很早就反對野蠻的種姓制度,大概無法與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抗衡,於是不得不遠走他鄉。《創世記》第29章載,亞伯拉罕之子雅各動身前往“親方之子”的地方去找拉班。《約書亞記》也寫道,以色列人的祖先原本來自東方:“ 主—以色列的神說:從前,你們的祖先、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幼發拉底河的東邊,供奉別的神。但我把你們的祖先亞伯拉罕從大河那邊過來,領他走遍迦南,他的兒子以撒是我賜給他的。 ”(《約書亞記》24,2-3)《創世記》中有多處地方表明,哈蘭城是亞伯拉罕的故里。《創世記》第11章32節載,當上帝命令亞伯拉罕離開家鄉時,他正住在哈蘭。亞伯拉罕後來把給兒子提親的媒人派往哈蘭,“你要到我家鄉,我的親族那裡”(《創世記》24)。人們推測,哈蘭大概位於今天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埃斯基·查蘭。
可是,印度北方一座小城直到今天仍叫哈蘭,位於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以北12公里處。考古學家在那裡發掘出公元前很久以前砌的牆基遺址。今天已經無法知道這些游牧部族遷徙的情況,但是所有可資比較的證據均可使人做出明確的結論:公元前1730年前後,這些游牧部族在雅各的帶領下,開始向埃及方向遷徙。
埃及祭司和歷史學家曼內特寫道:“出乎意料,一批出身卑賤的人突然從東方來。他們公然侵入我國,掠奪財物,而且沒有遭到認真的抵抗。”埃及墓室的壁畫描繪了這些征服者,他們的膚色較淺,頭髮烏黑。
《使徒行傳》(第7章)所載的施提反的一篇說教簡要地描述了虛構的猶太人祖先亞伯拉罕不得不來到光華之神所指示的地方。他越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離開迦勒底,定居哈蘭”。亞伯拉罕帶領的游牧部族可能以其家鄉之名為他們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西北部臨時居住的地方命名。最後,這些人迫於飢餓,只得繼續向埃及進發,因為亞伯拉罕之子雅各聽聞,“埃及有餘糧”。可是不久,他們又不得不返回巴勒斯坦。雖然,亞伯拉罕之子以撒、以掃和雅各相互進行過激烈的爭吵,但是下一代的家庭仍屬於同一部族。雅各的十二個兒子再度因飢荒逃到埃及。當時,埃及正處於喜克索斯王朝統治時期,流亡的人開始只在戈申省落腳。現已證實,當時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東北部確有一個閃米特居住區。不久,希伯來人在整個地區住了下來,在這裡賺錢,贏得了影響和權力。在公元前十三和十四世紀的古代資料中,“希伯來人”這個概念不表示民族或部族,而表示非定居的權力低下的人。他們被埃及人找去做服務性工作,後來被迫當了康價勞動力。公元前1583年,喜克索斯王被迫退位。看來,這時希伯來人的地位因內部分裂、不團結而極其不穩。《出埃及記》第1章11節具體地敘述了以色列人的祖先被召去修築比東和蘭塞城的情況。根據這些敘述,人們可以得出結論:拉美西斯二世(前1301一前1234)是推行這種壓製手段的法老。所以在這個時期,有一些閃米特部族在摩西率領下離開埃及,去尋找父母之邦,尋找耶和華神所應許的地方。

我的喜馬拉雅山之行

1973年,一份德國大型周刊刊登了一篇關於一位印度教授的短訊。這位教授極其嚴肅地指出,有人在印度找到了耶穌的墓地。除了文字報導外,周刊還刊登了幾幅清晰的照片。這位教授斷言,耶穌不僅在印度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而且還在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後倖免於死,不久又回到印度當了云遊僧,直到進入高齡才在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逝世,並被安葬在那裡。
這真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看法。數以千計的辱罵信件和措辭強烈的抗議象雪片似地飛向敢於發表這種看法的那家雜誌的編輯部。但也有一些信件帶來了開明人士的關注和詢問。他們認為,耶穌由童貞女所生,死後復活和肉體升天的說法不過是虔誠的童話。
編輯部至今仍收到詢問這篇報導的信件,但無法給予滿意的回复,因為數以萬計的有關耶穌的書籍均不曾提到他到過印度。懷疑論者均不曾研究過耶穌究竟葬在何處的問題,但所謂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上後,肉體直接化為空氣,即聖經所說的“升天”的說法,仍然不可想像。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聽了教授們就有關耶穌這個歷史人物所作的浮淺的、支吾其的回答後,便決心在宗教課教師的學業結束後,親自到印度去,進行獨立的考察。因此,我於1979年春季經由埃及飛往印度,從孟買乘火車、汽車抵達喜馬拉雅山腳下的達蘭薩拉。達賴喇嘛於1959年自中國西藏逃亡出來後,就住在這裡。我想得到一封給赫​​米斯寺院長老的介紹信,以便我能在該寺院看到諾托維奇在將近100年前發現的那些經文。我等了4天才受到達賴喇嘛的接見。終於,我如願以償。介紹信上有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簽名。於是,我來到克什米爾,並聽說,幾天之後,赫米斯寺院開始進行諾托維奇也曾熱情洋溢地介紹過的著名的跳神表演。這種表演被稱為“跳神節”,是為祭祀佛教祖師和先知蓮華生,於每年藏歷5月9日至11日舉行的宗教活動。
今天,人們可以較舒適地乘兩天汽車穿越喜馬拉雅山,到達拉達克首府城。當我來到赫米斯寺院時,那裡正在舉行祭祀活動。參加的人很多。儘管這個地區在5年前才對外開放,人們已經可以見到許多西方旅遊者。我不想在這種熱鬧氣氛中提出我的請求,於是便返回列城。 3個星期之後,我又來到赫米斯寺院。它是拉達克最大的、最富有的和最重要的寺院。“赫米斯”源於達爾迪語“Hem”或“Hea”(梵語:Hima即雪,由此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在西藏史前期,就有人在這里居住。
耐心和毅力是重要的美德,是考驗陌生人的主要手段。所以,人們不太注意我。於是,我便走進廚房,坐到喇嘛們的身邊,一邊喝著帶鹹味的奶茶,一邊聽候召見。這間光線暗淡的廚房像一座中世紀的煉丹房。傍晚時分,一個表情安祥的喇嘛領我走進一間小臥室。以後幾天,我就可以隨便走動了。我穿過昏暗的甬道,在寺院裡較長時間地散步。當我覺得餓了時,又回到廚房去找我的朋友們。第四天早晨,一位年輕的紮巴來到我的斗室,示意我跟他走。我隨他穿過昏暗的甬道,爬上陡立的木台階,來到寺院里地勢較高的地方。我事前從未到過這個地方。最後,我們來到寺院的最高處。在這間最高的廳堂前,有一個寬敞的平台,屋簷下擺了一張大桌子,周圍坐著幾個喇嘛。桌子後面坐著一位令人敬重的中年喇嘛。他用幾乎不帶口音的英語對我講話。他名叫那旺澤仁,是活佛的秘書兼譯員。他向我解釋道,活佛頓澤·林波查已得知我的請求,現在想同我談談話。
在我等候接見時,我從那旺澤仁處了解到赫米斯原來的活佛同時又是西藏朵克柏·卡吉玉帕教派的領袖。 1959年,這位活佛在家鄉西藏進修,但未能獲准離開西藏,原因是他堅持要把父母一起帶來。
經過15年查無音信的隔絕狀態之後,寺院宣布前任活佛已經逝世,同時開始尋找他的轉世靈童。 6年之後,寺院在達爾胡西找到一個兩歲的男孩。 1975年,這個男孩滿12歲時,隆重就職,取名為德魯格帕·林波查。年長的頓澤·林波查擔任他的老師,利用他就職前的時間,對他進行速成培訓教育。
喇嘛中間有一個30歲左右的大個子引起我的注意。他肯定不是西藏人,因為他有一張西方人的面孔。這個年輕人是澳大利亞人,在赫米斯寺院已經呆了好幾年,能講流利的藏語。他表示對我所進行的研究工作感興趣。當我終於受到接見時,這位澳大利亞人陪我進去,並給我翻譯活佛的話,因為這位活佛只會講藏語。我們走進一間裝飾華麗的低矮房間。在一個不大的寶座上,盤腿坐著一位尊貴的長者。在他面前的一張小茶几上放著一隻考究的銀茶碗。我雙手合十,向他鞠躬。他讓我坐在他面前的一塊地毯上。一雙警覺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向我微笑。他那留著白色絡腮鬍子的面龐上的每一條皺紋都放射出慈祥和智慧之光。我讓他看了我的介紹信,並且試圖向他說明這些經文對整個基督教會產生什麼重要影響。這位賢明的喇嘛帶著同情的微笑告訴我,在我打算使全世界改變信仰之前,應當首先找到真理。當時,我還不理解他說的話。那位澳大利亞人在翻譯喇嘛的話時打了折扣。最後,長者還是告訴我,人們已經尋找過一次我所說的經文,但是沒有找到。
這個消息對我來說,有如晴天霹靂。我感到有些困惑,便沮喪地向他告辭。喇嘛所說的情況可能意味著,這座偏僻的寺院還想將這個秘密保守許多年。
後來,我終於獲悉,列城的一座“摩拉維亞教派”的傳教站珍藏了傳教士兼西藏研究學者A·H·弗朗克博士於上個世紀寫的一本日記。他在日記中提到赫米斯有上述經文。
亨利埃特·梅里克夫人於1931年出版的一本題為《在世界屋脊的小屋裡》的書中也證實有這些經文。
我返回列城後,馬上去拜訪“摩拉維亞教派”的傳教站。該站係由德國亨胡特兄弟會於1885年設立的。
早在1885年之前,就曾有熱心的基督教傳教士到過西藏。自十四世紀以來,不斷有嘉布遣小兄弟會的托缽僧來到拉薩,企圖使西藏人改信基督教。這是一種毫無成效的冒險。當他們向西藏人講述基督為了拯救人類而被釘在十字架上,並且最後終於復活了時,西藏人覺得這個故事理所當然,並且還激動地說:“這就是他啊!
度誠的佛教徒深信,基督是蓮華生的化身,是同一個人。因此,傳教士們最後不得不放棄使西藏人改變信仰的計劃。其原因不是他們遇到了抵制。恰恰相反,因為在西藏人看來,他們的教義證明了釋迦牟尼、蓮華生和其他佛教祖師所宣布的教義。目前在拉達克全體居民中只有185名基​​督教徒。
拉祖神甫是基督教傳教士的首領,原籍中國西藏。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在用茶點時,我了解了這個傳教站的一些歷史情況。我拜訪他的目的是想要看到那本日記,但是拉祖神-甫無法拿給我看, 因為這本日記在三四年前神秘地失踪了。在此期間,有一個蘇黎士的“摩拉維亞教派"代表團訪問列城。此外,著名的弗朗克博士的孫子在這座房子裡住了一段時間。'和藹可親的神甫也無法解釋這本日記失踪的原因。
但他還能記得,斯利那加一位名叫哈斯奈因的教授在許多年前曾將經文中的有關部分拍成了照片。《明星》雜誌記者於1973年得到的信息就是這位教授提供的。
我在市圖書館和鄰近的藏民村落査格拉姆薩爾圖書館査問失踪的日記本,但是沒有結果。於是,我決定結束我在“月亮國”拉達克的逗留,回到克什米爾的、天堂般的“幸福谷地”。當我到達穆爾貝赫村時,看見了一尊離刻在懸崖箱壁上的高達12米的彌勒浮雕象。他是釋迦牟尼所預言的救世主一未來佛。從發音來看,彌勒的名字與阿拉密阿語的“彌賽亞”相近。猶太人至今仍期望救世主彌賽亞會到來。
人們稱克什米爾為次大陸的瑞士,原因在於它擁有肥沃的谷地、大面積的平湖和清澈的溪水。這個被青翠的山巒環抱著的地方位於“世界屋脊”腳下。這是一個人間樂園。自古以來,這塊土地就吸引著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的居民,尤其在克什米爾的金色年代裡更是如此。來自世界各地的香客進入綠色谷地,為了向聞名遐邇的學者學習喬答摩佛的教義。
克什米爾成了大乘佛教的中心,是傳播人類最高智慧的場所。然而,現在所見到的只是伊斯蘭教的烽火台,往日的寺院和苦行僧的教義僅留下一片遺跡。
儘管斯利那加四郊一派田園景色,但這是一座熱鬧的大城市,人來人往,商業繁榮。這座城市位於寬闊的達爾湖左岸(達爾意即透鏡),周圍分佈著幾個湖泊。無數條運河縱橫交錯地貫穿城區。因此,斯利那加具備東方威尼斯的某種特徵。很多居民以船為家。船隻一條接一條地停靠在老城運河上、湖邊或在“浮動花園”之間。船隻因船主的貧富地位不同而各不相同。有的船隻體小簡陋,有的雕琢精美,備有一切舒適的現代化設備,是豪華的浮動宮殿。我在城外小湖上一艘較舊但很漂亮的小船上找到了供應膳食的住處。
將在這裡住上3個月。我從這裡乘坐帶篷的出租小船,可以到城市的任何地方去,許多商販划船銷售各種生活用品。甚至還有一個小型浮動郵局,每天巡迴服務。這樣一個樂園式的地方,確實令人嚮往。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曾在這裡住過很長時間。其中有的人為了學習梵文,有的人只是為了領略這種舉世無雙的風情。從這裡出發,我只消步行10分鐘,即可到達克什米爾的現代化大學。我要在那裡度過很長時間,因為我多次聽說過的哈斯奈因教授就在這所大學任教。他就是我在斯利那加最感興趣的人物。
哈斯奈因教授是一位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印度學和考古學博士)。他寫過好兒部書,在日本和美國任客座教授,擔任“克什米爾佛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並且是芝加哥人類學國際學會的會員。此外,他還管理克什米爾的各個博物館、陳列館和檔案館,因為他在克什米爾文化部兼職。我同許多印度人一起在他的辦公室的前廳等候接見。當我講明來意後,他就激動地談起他的研究成果,並且請其餘候見的人明天再來。我們興致勃勃地談了幾個小時。下班後,他還邀請我以後到他家裡去作客。他雖然身居高位,但仍是一位謙遜,和諧和令人喜愛的人。
在與他交往的過程中,我得知他在過去 25 年中所發現的有關耶穌在印度的一切情況。然而,如果離開有關耶穌生平的最新研究成果,那麼所有這些歷史事實、出土文物、內在聯繫和佐證就沒有什麼重要意義,而只能是無法理解的、荒謬的假設。只有在科學的基礎上為研究這位教授的發現做些堅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能解釋下述各點可否成立:
1.耶穌年輕時,確實能夠來到印度;
2. 耶穌雖被釘上十字架,但卻倖免於難,而且他的肉體並未“升天”;
3.耶穌又回到印度,並且活到高齡,最後死在斯利那加。
如果不進行這些準備工作,那麼每一個受過基督教教育的人都會對耶穌曾在印度生活一事嗤之以鼻或付之一笑。人們不可能輕易戰勝長達2000年之久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不過,一個故事終究不會因為流傳了2000年,就肯定是真理。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結論

由此可見,尚待證明的是,眾所周知的資料來源實際上不可能作為判斷歷史人物耶穌的基本依據。所以,尼古拉‧諾托維奇在拉達克發現的經文一定可以填補耶穌生平中的一段至關重要的空白。沒有別的資料和歷史文獻足以填補這個空白。如果一定要把這樣一次使人們對基督教的內幕豁然開朗的重大發現說成是異想天開,那麽人們就會毫無根據地將它束之高閣。只有擺脫了宗教教條主義,客觀地、全面地研究宗教史並將研究的最新成果連貫在一起,耶穌作為人的形象,一個最符合實際的形象,才會逐漸清楚。
越來越多的覺醒的神學家不會再相信關於童貞女生育孩子或者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又奇跡般地覆活和肉體升天的神話。尤其是他們在大學裏廣泛了解到了聖經的真實來歷之後,但是,他們卻不得不違心地接受這種認識,並在布道壇上將可笑的聖經故事說成是上帝的原話。教皇的聖諭就是最莊嚴、最崇高的諭旨、天主教會曾於1965年11月18日就啟示錄鄭重宣布︰聖經為上帝所著,各部分都是神聖的經典,是聖靈的體現,“受到啟示的作者們所說的話,均應看作是聖靈自己所寫的”,教會還說,聖經的教誨可靠,忠實無誤。千百萬天主教徒所接受的,就是這種說教。眾所周知,教會一貫實行強制性信仰。對很多明了事實真像的傳教士和教學人員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幾乎總是使他們產生嚴重的內心危機和人間悲劇。將聖經中出現的如此眾多的矛盾、錯誤、疏忽、差別、輕率、謬論、不足、缺陷、歪曲、誤解、混淆、假材料和明顯的謊言等等歸罪於所謂“神聖”的教會權力,這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褻瀆神靈。
恰恰是在有關聖經的問題上,英國聖公會大主教約翰·A·T·魯賓遜公開要求與教會最後攤牌。於是,關於宗教基礎的問題終於導致教義的改革。然而,教會害怕各種形式的啟迪,並且像在最黑暗的中世紀一樣處置勇敢的開路先鋒–––如蒂賓根的神學家科恩。這恰恰是教會不要求信徒正直、誠實、坦率、說實話,難道不是這樣嗎?這不恰恰是教會在自欺欺人嗎!教會怕什麽?是否確實因為教會的救世說能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害怕它受到沖擊,或者只是害怕失去影響和世俗權力?教會不遺余力地企圖阻止解開耶穌之謎,並將一切尋找合乎邏輯的解釋的希望扼殺在萌芽狀態。
誰是耶穌以及他究竟有什麽主張?這個問題的引吸力大大超過所有為他編造的全部故事。耶穌肯定不希望建立一個制度化的官辦教會,讓自負的、自以為從不會犯錯誤的法利賽人在裏面炫耀自己。耶穌肯定也不願意以死威脅或者以強迫打入地獄的辦法迫使別人信仰他的教義。他從未指定任何人在人世間行使神權,他本人也從未把自己說成是上帝在人間的化身,他不寬恕罪惡,也不授權他人寬恕罪惡,更沒有說過“聖靈"將會到來和幫助世人,他並不希望出現《四福音書》。不然,他就會自己動手寫。那麽,關於耶穌究竟有什麽主張的問題,今天大概只能從那些由於他的高尚的道德、深刻的倫理、人道與心靈特征以及教養所形成的傳統中尋求答案。
今天,阿爾貝特·施魏策爾在1913年說的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起作用︰“現代基督教從一開始就不得不估計到耶穌的歷史真實性有可能會泄露出來。”魯道夫·布爾特曼說:"如果今天有人找到耶穌的遺骨,我將絲毫也不感到驚奇! ”

見證人保羅

最早出現的有關耶穌的文獻是保羅的著作。保羅出身於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家庭,並取得了羅馬公民權–––這是他父親出重金買來的。於是,他獲準將原來的猶太名字紹爾(Saul)改為保羅。他屬於上流階層,接受了法利賽精神的嚴格訓練,以及全面和良好的教育。他通曉希臘文、希臘詩歌和哲學,他大約在18至20歲時(在耶穌剛受極刑之後)來到耶路撒冷,在伽馬列一世的門下潛心研究神學。他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固執、直率、守法、強烈反對那些妨礙他成為法利賽人的早期基督教派別。最後,他請求高級教士授予他特別全權,迫害耶路撒冷城內外的耶穌信徒。他把這種過的熱情看作是他在神職人員面前表現自己的機會。他在大馬士革城外突然被耶穌和他的教義所吸引,於是,他一下子就認識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可能性。他陶醉在想像之中,自以為在將來能成為一次巨大運動的精神領袖。
就像耶穌及其使徒一樣,保羅也沒有載入任何史冊。人們對他的了解幾乎全部出自他的書筒和《使徒行傳》,而這些材料都帶有嚴重的傾向性,全部或部分地被篡改或者由少量不完整的真實材料拼湊起來。 《提摩太書》、《提多書》和《希伯來書》均屬不實之詞。爭論激烈的有:《以弗所書》、《歌羅酉書》和《帖撤羅尼迦後書》。
我們今天所說的基督教,是保羅杜撰出來的立法教義,說準確一點,是保羅主義。宗教史學家威廉·內斯特勒說,"基督教是保羅創建的宗教,以關於耶穌的四福音書取代了耶穌-福音書。”
保羅主義歪曲和篡改了耶穌的真實教義。關於這些曲解以及關於作為教會基督教核心的論述-耶穌贖罪殉難、拯救世界的救世說,所有有關這方面的知識早已成了近代神學和教會史研究的陳詞濫調。“基督教所有好的方面都屬於耶穌,所有不好的方面都屬於保羅。”(神學家奧韋爾貝克語) 由於保羅提出這種通過神之長子贖罪犧牲的救世說,他便倒退到了史前閃米特人原始宗教的想像世界。這種原始宗教要求每一個父親讓長子去犧牲,保羅也為後來的原罪教義和神的三位一體教義鋪平了道路。早在十八世紀初葉,英國哲學家博林布魯克勳爵(1678-1751)就指出,《新約全書》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宗教:一種是耶穌的、一種是保羅的同樣,康德、萊辛、費希特和謝林也嚴格區分耶穌的教義和“使徒們”以此為依據而寫成的教義。許多現代的著名神學家論證並支持這些看法。
保羅是一位不妥協的狂熱分子。他因與首批使徒發生嚴重分歧,便分道揚鑣。“這個一意孤行的經典作家”(神學家戴斯曼語) 造成了“正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鴻溝。他輕視耶穌的言論和教義,一味按照自己的教義行事。他把耶穌捧上寶座,卻違反其意願,宣稱耶穌就是基督。如果今天確有可能徹底澄清基督教,最終摒棄那些明顯的歪曲,進行反省,重新回到真正的、純粹的耶穌的教義和教會原有的實質上去,那麽人們就可以比較深刻地認識到歷史上的聯系,就會了解到,如果沒有保羅和其它暴怒的狂熱分子,今天就可能根本不知道耶穌。有了這種認識,人們就比較容易容忍所有這些歪曲了。
神學家格林說,“無論這些教義怎樣深入基督教徒的心,真正的耶穌對此卻一無所知。

四福音書

福音書這個詞出自希臘文“evangelien",意即“福音”。在基督教運用這個概念表示耶穌的使命之前,它就早已存在於文學作品之中。那時,羅馬帝國皇帝奧古斯就被稱作“世界救星",他的誕辰被稱作“福音日”。
《新約》包括四部福音書,即《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 。這四部福音書是在編寫聖徒錄之前,從各個早期基督教教團內使用的大量福音書中任意挑選出來的,所有選出來的篇章都被秘密定名。後來,其中大部分被毀,但是保存至今的篇章對“拿撒勒的耶穌”這個人物所作的描寫含糊不清。各個教派眾說紛雲,早期基督教的社團有外裂成許多小派別和爆發基督教內部的信仰戰爭的危險。羅馬人阿米亞努斯‧馬賽利努斯在描繪這種局勢時寫道︰“野獸在瘋狂廝殺時,也不會像有些基督教徒那樣敵視自己的教友。”連教父亞歷山大的克萊門在有關各種教學內容的激烈爭論中也看到了傳播信仰的最大障礙。公元二世紀,持批評態度的塞爾索寫道,只有“基督教徒”這個詞才能聯絡派別,面對著這些論述耶穌的生平和言行的截然不同的著作,新教派的幾位頭面人物必須從必然導致各個敵對教團徹底崩潰的混亂中找到一條出路,只有當人們決定將各種篩選出來的、互不矛盾的福音書確定下來,和解才有可能。公元140年前後,教父帕皮亞斯曾做過這樣的嘗試,但是由於各個教團反對,嘗試失敗了。公元二世紀末,伊裏奈烏稟承神旨,將今天仍流行的《四福音書》列入聖徒錄,因為他提出了一個真實性的標準,那就是這四部福音書均分別出自耶穌的一個弟子之手。誠然,這在當時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過去和現在均無法查清,這些福音書究竟何時和怎樣產生的,因為我們現在既沒有一份原稿,也沒有關於原稿的史料,甚至連大概日期也無法確定下來。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馬可福音》可能在公元70年之前不久成書,《馬太福音》最早產生於公元70年之後不久,《路加福音》可能產生於公元75至80年間,其他福音書約在公元100年時成書。 《約翰福音》甚至是在公元二世紀頭10年間才問世。如果耶穌於公元30年前後被處極刑的話,那麽直到第一批關於耶穌存在的史料問世至少經過了兩到三代人。我們暫且不談保羅書信的真實性,關於這一點,需要加以特別研究。
以馬太和路加命名的福音書的大部份內容出自 《馬可福音》。由此可知,《馬可福音》一定是在《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之前成書。而且,《馬可福音》中有幾段故事沒有收進《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後兩部福音書各自補充了其它故事,互不統一或者文本不同。鑒於這種情況,人們便猜測,兩部較晚的福音書的作者采用了一種“原始馬可福音”為素材,後來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這兩部福音書。很多神學家都讚同存在一部原始經文的猜想。但是,神學家京特、博恩卡姆卻認為︰“虛構一部原始馬可福音的嘗試是徒勞的。”
《馬可福音》顯然包含了一個關於耶穌救世說的秘密。
這部福音書載,耶穌不允許宣布他就是救世主,他甚至堅決不讓他的門徒有這種想法(參見《馬可福音》 8, 30)。
《馬太福音》將耶穌說成是猶太教的創始人和由先知所宣告的救世主。福音書的作者想將耶穌描寫成以世人形像出現的神,這一點早就成了神學界的普通常識。此外,《馬太福音》的作者畢竟不是歷史學家。他們既不想寫歷史,又不想寫耶穌的傳記。
《路加福音》的作者在描繪耶穌的生平時,肯定吸收了有關歷史事件的素材。盡管如此,尚未形成連貫的傳記,並且這部傳記也沒有以編年史為基礎,因為作者根本沒有掌握撰寫傳記的材料,早期基督教教團沒有這樣的資料。那時,出於宗教上的考慮,歷史人物耶穌的形像已退居次要地位。
《路加福音》不包含猶太教的教義,它采用希臘文體,主要對像是希臘人和羅馬人。耶穌在這裏已不是一個民族的救星,而是世界的救星。
在這一點上,《路加福音》與《馬討福音和"《馬太福音》大相徑庭。後兩部福音書沒有提到耶穌要求他的門徒留在耶路撒冷。與此恰恰相反,《路加福音》第24章載:“ ……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路加福音》 24, 49)
以路加命名的《使徒行傳》再次強調指出,耶穌的門徒們留在耶路撒冷。作者試圖表明,基督教發祥於耶路撒冷,然而事實上,當時在其他地方已經出現了基督教教團。就這樣,作者虛構了聖靈降臨的奇跡,以此“證明",耶路撒冷宣布,在巴勒斯坦以外,也存在基督教教團。 《使徒行傳》寫道,“神”的奇跡使門徒們突然具備了“講外國語”的天賦。這樣,就以最簡單的辦法排除了擔心可能出現理解困難的心理。
所謂《約翰福音》無疑在所有描繪耶穌生平的經典中成書最晚。大約在公元二世紀中葉,早期基督教經典第一次提到《約翰福音》的存在。從英國史學家格倫費爾發現的希臘語文稿中的幾行字可以推測出它最早產生於一世紀初葉。更確切地說,這是一部哲學著作。它是對前三部福音書的補充。教父伊裏奈烏認為,耶穌的得意門徒約翰是該福音書的作者。這種論調肯定站不住腳,因為加利利的一個普通漁夫不可能像這部福音書的作者那樣,在神學、哲學和希臘語的表達等方面受過如此全面的教育。《約翰福音》收錄的所有關於耶穌的生平的可靠記載都貫穿著他本人創立的宗教哲學思想。由於這一原因以及由於撰寫《約翰福音》距離耶穌受極刑起碼相隔80年之久,因此在研究耶穌的生平時,根本不能以《約翰福音》為依據。
在近代,所謂《箴言錄》幾乎在所有基督教文獻中起著重要作用。魯道夫·布爾特曼認為,這些箴言錄產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個基督教教團之中,可以算作該教團最古老的傳說。但是,布爾特曼接著說︰“出自那個最早的教團的那些話是否真是耶穌說的,還沒有把握確定。這個教團也可能是在一個較為覆雜的歷史進程中產生的。 ”他又說: “口頭傳說收集了主的話,並加以修改和補充。此外,其他箴言也被收集進去,而且其中有些話被說成是耶穌親口說的。 ”
歷史學家目前能夠寫出彼拉多或者希律王的幾乎全部生平–––這些人物之所以引起人們的興趣,因為從最廣的意義上說,他們都與耶穌有關系。有關其他同時代人和更早的大人物的生卒年月的資料完整無缺。但是,有關耶鰥從1至30歲的這段時間,卻只有幾行無關緊要的記載,而且評註很少,其文獻的可靠程度也令人懷疑。蒂賓根的新約全書研究學者恩斯特·克澤曼總結了研究耶穌的生平所取得的成果:“ 《新約全書》中有關耶穌的章節,絕大部分不可靠。” “只有耶穌在山上對門徒的訓言,以及他與法利賽人辯論教義時說的幾句話才是歷史上的耶穌本人講的,大量的比喻和所有零散的材料很可能與歷史事實有關。”哪些耶穌箴言是否確實具有歷史的真實性,這是聖經疏註家們爭論的問題。宗教史學家約阿希姆·耶雷米亞斯在他的著作《未發表的耶穌箴言》一書中只提到21句由耶穌親口說過的話,持批評態度的神學家布爾特曼認為,“我們已無法弄清楚耶穌的特點以及他的性格和生平。 ”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路加福音》 24, 49)
以路加命名的《使徒行傳》再次強調指出,耶穌的門徒們留在耶路撒冷。作者試圖表明,基督教發祥於耶路撒冷,然而事實上,當時在其他地方已經出現了基督教教團。就這樣,作者虛構了聖靈降臨的奇跡,以此“證明",耶路撒冷宣布,在巴勒斯坦以外,也存在基督教教團。《使徒行傳》寫道,“神”的奇跡使門徒們突然具備了“講外國語”的天賦。這樣,就以最簡單的辦法排除了擔心可能出現理解困難的心理。
所謂《約翰福音》無疑在所有描繪耶穌生平的經典中成書最晚。大約在公元二世紀中葉,早期基督教經典第一次提到《約翰福音》的存在。從英國史學家格倫費爾發現的希臘語文稿中的幾行字可以推測出它最早產生於一世紀初葉。更確切地說,這是一部哲學著作。它是對前三部福音書的補充。教父伊裏奈烏認為,耶穌的得意門徒約翰是該福音書的作者。這種論調肯定站不住腳,因為加利利的一個普通漁夫不可能像這部福音書的作者那樣,在神學、哲學和希臘語的表達等方面受過如此全面的教育。 《約翰福音》收錄的所有關於耶穌的生平的可靠記載都貫穿著他本人創立的宗教哲學思想。由於這一原因以及由於撰寫《約翰福音》距離耶穌受極刑起碼相隔80年之久,因此在研究耶穌的生平時,根本不能以《約翰福音》為依據。
在近代,所謂《箴言錄》幾乎在所有基督教文獻中起著重要作用。魯道夫·布爾特曼認為,這些箴言錄產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個基督教教團之中,可以算作該教團最古老的傳說。但是,布爾特曼接著說︰“出自那個最早的教團的那些話是否真是耶穌說的,還沒有把握確定。這個教團也可能是在一個較為覆雜的歷史進程中產生的。 ”他又說︰“口頭傳說收集了主的話,並加以修改和補充。此外,其他箴言也被收集進去,而且其中有些話被說成是耶穌親口說的。 ”
歷史學家目前能夠寫出彼拉多或者希律王的幾乎全部生平–––這些人物之所以引起人們的興趣,因為從最廣的意義上說,他們都與耶穌有關系。有關其他同時代人和更早的大人物的生卒年月的資料完整無缺。但是,有關耶鰥從1至30歲的這段時間,卻只有幾行無關緊要的記載,而且評註很少,其文獻的可靠程度也令人懷疑。蒂賓根的新約全書研究學者恩斯特·克澤曼總結了研究耶穌的生平所取得的成果:“ 《新約全書》中有關耶穌的章節,絕大部分不可靠。” “只有耶穌在山上對門徒的訓言,以及他與法利賽人辯論教義時說的幾句話才是歷史上的耶穌本人講的,大量的比喻和所有零散的材料很可能與歷史事實有關。”哪些耶穌箴言是否確實具有歷史的真實性,這是聖經疏註家們爭論的問題。宗教史學家約阿希姆·耶雷米亞斯在他的著作《未發表的耶穌箴言》一書中只提到21句由耶穌親口說過的話,持批評態度的神學家布爾特曼認為,“我們已無法弄清楚耶穌的特點以及他的性格和生平。”

2020年11月23日 星期一

世俗資料來源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課題比研究“拿撒勒的耶穌” 這個人物更吸引人了。關於耶穌的著作之多, 關於他的學術爭論之激烈,亦非其它領域可比.然而, 歷史人物耶穌始終是一個未解之謎。直得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才有幾位勇敢的思想家開始系銃地研究耶穌的生平。德國基督教新教的神學界從歷史批判的角度進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尤為顯著。最偉大的研究學者之一、醫生和神學家阿爾貝特・施魏策爾將研究耶穌的生平比作宗教界進行自我反省的最大膽和最重要的行動。今天,我們幾乎再也無法理解,關於耶穌生平的歷史觀經過多麼長時間的陣痛才得以問世。施魏策爾認為,正是這種陣痛給了科學的認識以最大的推動力。 “對教會來說,研究耶穌的生平是實事求是的教育,是一場為維護真理而進行的,史無前例的艱苦拚搏。 ”目前,有關耶穌的專題論著遠遠超過七萬篇。然而,有關他的歷史形象的研究,一切努力所帶來的結果卻令人失望。迄今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資料幾乎全是宗教文獻,其前提是篤信耶穌是救世主,是神子。在世俗文獻中,幾乎找不到確實不帶傾向性的證據。因此,迄今為止,神學界無法說出耶穌的準確出生日期,對於公元前4至7年,即希律王在位時期,尚存有爭議。眾所周知的《四福音書》隻字未提耶穌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然而,正是這一關鍵時期對一個人的性格形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甚至在未經證實的,介紹耶穌進行短期公開活動的材料中,也只記載著他的一段很短的經歷和受難日期。在當代的史學家看來,似乎關於耶穌的材料幾乎完全無足輕重或者至少不值一提。歷史學家不注意《四福音書》描繪的耶穌的偉大奇蹟和非凡事件,這怎麼可能呢?
塔西佗(羅馬史學家約公元55年至120 年)在《編年史》中提到了一位在提庇留皇帝時期被彼拉多總督處以極刑的救世主。這位羅馬最偉大的史學家的記載產生於公元117年前後,即在耶穌受極刑後約90年。他的根據不過是公元二世紀的傳說。雖然蘇頓 (公元65年—185年)和小普林尼(約公元61年—114年)提到基督教徒的宗派,但是隻字未提耶穌這個人物。公元93年前後,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弗拉維烏斯發表了他的巨著《猶太古代史》。這是一部描寫上至創世、下至尼祿的世界縱覽。它記述了作者認為重要的所有事件,描寫了施洗約翰、希律王和彼拉多,並且十分詳盡地提到了政治和社會情況。可是,作者卻隻字未提耶穌。直到公元三世紀,一位基督教徒寫了一部題為《弗拉維烏斯的見證》的書。書中寫道:猶太人約瑟夫斯·弗拉維烏斯甚至出乎意料地證明了耶穌的奇蹟和復活。可是,尤斯廷·德爾圖良和齊普里安等教父對基督教的這種變化一無所知,而奧利金曾多次指出,約瑟夫斯·弗拉維烏斯不相信基督。另一位猶太史學家太巴列的尤斯圖斯是耶穌的同時代人,住在卡佩瑞姆附近的太巴列。耶穌也常住在那裡。尤斯圖斯編纂了一部包羅萬象的編年史,內容所及,上至摩西下至他所處的時代。然而,他也隻字未提耶穌。另一位同時代的猶太人是亞歷山大的偉大學者費隆。他的著作現存約有50篇,他是一位研究《聖經》和猶太教派的專家,可是他也沒有提到耶穌。我們僅僅通過基督教的死敵塞爾索才了解到一些歷史事實,但是其中夾雜著少量吹捧“偉大的基督” 的內容。他的戰鬥檄文提供了一些信息。我在下面將作詳細介紹。看來,所剩下的,對於研究耶穌的歷史唯一可能的源泉就是《新約全書》。